多地向“太平官”亮劍 根治為官“庸懶慢”向何處開刀？

　　僅9月份，南昌查處“為官不為”案件30起、問責97人；前9個月，福州市共有227人受到效能問責處理；而河南全省共有1398人因此被查處……今年以來，全國多地向“為官不為”干部“亮劍”。

　　不貪不腐也會被問責？在“反腐風暴”席卷下，一批“廉而不勤”官員受處分引發(fā)關注。專家指出，甘當“太平官”的背后，即有少數(shù)官員能力缺失和責任缺失等，也折射了干部制度的缺失。對“不為”官員加大監(jiān)督查處的同時，還應改革干部管理和官員任職制度，激勵更多“有為”官員“上位”。

　　一筆保證金討要50余次，“庸、懶、慢”成官員另類腐敗標簽

　　河南沁陽市一段公路景觀改造，工程達到一定量時，政府應退還四家企業(yè)共2000萬保證金。但從今年4月到11月，四家企業(yè)先后向市住建局、市委市政府等累計討要保證金50余次，遭遇的大都是“領導不在家”“這事兒不歸我管”等“踢皮球式”處理。事情一直未獲解決，直至被媒體曝光。

　　要擔責的能不做就不做，沒油水的能推就推，群眾的事能拖就拖。近兩年，在一些官員感嘆“為官不易”的同時，“為官不為”現(xiàn)象日漸突出。除典型的“不作為”外，“不為”還有以下表現(xiàn)形式：

　　“慢作為”：推諉拖延、效率低下。寧夏一企業(yè)申請大件運輸，自治區(qū)政務大廳交通運輸廳窗口咨詢工作人員不予受理，將其轉給公路管理局銀川分局審批。銀川分局本可以直接受理審批，卻不認真履職，而是轉給永寧路政大隊受理，再報分局審批，致使企業(yè)申請過程歷時13天。這一事件中9名干部被給予行政記過、行政警告、免職、停職等處分。

　　“庸作為”：把關不嚴、監(jiān)管不力。荊州市荊州開發(fā)區(qū)財政局黨支部委員、工會主席賀平，在選取還建房項目的評審中介機構過程中，對資質監(jiān)管不嚴，將項目委托給不符合條件的中介機構；而在支付中介服務費時，把關不嚴，多支付5.9萬元。賀平因此受行政記過處分。

　　“懶作為”：消極怠工、紀律松弛。玩游戲、看電影、網上購物……部分干部人坐在辦公室，心卻不在工作上；有的表面上看忙忙碌碌，實際上毫無效率，整天消磨時光。三門峽市紀委干部史明華介紹，一次暗訪中，發(fā)現(xiàn)一名科級干部正在電腦上看黃色小說，打開他的優(yōu)盤，里面黃色小說達600多部。

　　“‘為官不為’背后其實仍是腐敗不正之風?！狈锤瘜＜?、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任建明教授指出，領導干部手中都有或大或小的權力，“為官不為”現(xiàn)象表明個別干部在行使權力時仍奉行著“不給好處不作為”的原則。

　　一位企業(yè)負責人說：“以前只要打點到位，辦事還比較方便，現(xiàn)在雖不用打點，事卻更難辦了?！?/p>

　　“反腐”試出為官真心，“太平官”突顯責任、制度缺失

　　隨著反腐糾風態(tài)勢日益趨緊，對官員的制約、規(guī)矩越來越嚴；再加上在網絡助推下，監(jiān)督官員的眼睛越來越多，“為官不易”確實成為一種現(xiàn)實。

　　但“為官不易”就能成為“為官不為”的理由嗎？

　　遵紀守法不等于無所作為。河南省委常委、省紀委書記尹晉華指出，有的干部將“為官不為”歸咎于反腐敗，恰恰說明“己身不正”；如果因為開始抓反腐敗便“不作為”，那說明過去的“為”，是為己為財?shù)摹盀椤保莵y作為的“為”。

　　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廉政研究院院長喬新生也表示，“反腐敗”不是“不為”的原因，而是一塊試金石，它能夠讓人們看到哪些是真正為人民服務的官員，哪些是尸位素餐權錢交易的腐敗官員。

　　專家分析指出，一些干部不擔當、不做事，不求有功但求無過，甘當“太平官”，這一心態(tài)背后，折射的是多重缺失。

　　信仰缺失。少數(shù)黨員干部對領導交辦的事就“為”，而對群眾的事情就“不為”，漠不關心，這是“為人民服務”“權為民所用”意識降低和淡薄的表現(xiàn)。

　　責任缺失。少數(shù)黨員干部喪失擔當意識，工作因循守舊保守固化，不想創(chuàng)新不敢干事，把“不出事”作為最大原則，忘卻了自身崗位應盡的職責。

　　能力缺失。一些黨員干部因為不學習、不研究，存在著“能力恐慌”、“本領恐慌”，面對新形勢新任務無所適從，自然難作為。

　　制度缺失?！案膳c不干一個樣、干多干少一個樣、干好干壞一個樣?！庇捎谌笔Ш侠砉降目荚u考核體系，也導致一些黨員干部喪失工作激情。

　　改革干部管理和任職制度，激勵“有為”者“上位”

　　查處“為官不為”，整治“庸懶散”……近兩年來，湖北、江西、福建、河南、河北等多數(shù)省份紛紛“出招”。

　　懶庸之疾，禍在社會事業(yè)，根卻在制度。

　　“‘為官不為’的根本原因在于對官員的權力和義務職責規(guī)定不清晰。”任建明認為，當責任大于權力時，就會出現(xiàn)“不作為”；當權力大于責任時，就會出現(xiàn)“亂作為”。

　　因此，消除“太平官”，首先要明確行政權責體系。任建明建議，對責任加以明細化，制定統(tǒng)一的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部門責任制，而不是原則的規(guī)定。

　　其次，在權責清晰的基礎上，加大對“不為”的監(jiān)督和懲處。當前，在礦難、公共突發(fā)事件等造成重大損失、引發(fā)社會動蕩的案件中，對官員的過失、瀆職行為有較為具體的問責規(guī)定，而對由懶政庸政導致黨和政府形象受損、經濟發(fā)展滯后等“慢性后果”缺乏有效的監(jiān)督問責。

　　與此同時，還要有干部管理考核體制和官員任職制度。知政失者在草野。喬新生建議，干部管理要發(fā)動群眾參與監(jiān)督，促進合理作為；干部升遷考核應納入群眾意見，以促客觀公正。

　　任建明則強調，應突出激勵的作用，通過職位升遷、工資增長等措施激勵各級黨員干部干實事、干好事。激勵“有為”者“上位”，讓安于現(xiàn)狀的平者“讓位”，讓碌碌無為的庸者“下課”。(記者劉紫凌、梁建強、甘泉)